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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财富论坛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作者：李吉诃德：

     河南果真是个“会议大省”，一次“道歉”也要万人，充分显示了“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的势态。但中国也有句话，叫“人多瞎捣乱”，双汇的乱就是人多瞎捣出来的。4万多人的企业，种类杂繁的进口出口，纵使监管部门人量可观，却又人浮于事，终于连一头猪也监管不了。

     “瘦肉精”使双汇横亏121亿，而且未来的情况尚未可知。逼得董事长万隆亲自出马，要搞一次供应商、销售商、投资商、政府部门、社会各界——惟独消费者代表排外——等多方人士求同存异的“万隆会议”。原本的主题是“道歉大会”，却被他们搞成了“誓师大会”，连“万总万岁！双汇万岁！”也出来了，仿佛双汇的危机竟成了民族的危机，他们就要“以身殉国”了。那就叫他们死罢。

     一个企业，因为利欲，因为疏漏，坑害民众，为害社会，与当年的三鹿何其相似？

      三鹿之死还在于瞒骗，将消费者当群氓，当傻瓜，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石家的庄与省政府的介入为她的死掘了最后一锹。本来是企业的事情，庄与省政府非要担当起来，以为可做后台。一觉担当不住，她丢下挑子比贼都快。所以三鹿不得不死，政府也难咎其责。

      中国企业的“危机公关”往往会被演化为新的“公关危机”。有些是靠时间与资金捱过来的——比如蒙牛——；有些则连天亮都没有看到——比如三鹿。

      双汇的公关起于“道歉”，本来是个好的起点，他们却忽视了必要的诚意。世界上没有一个“道歉大会”是关起门来自己混开的，也没有一种道歉先会强调自己损失多少多少，终了居然三呼万岁，仿佛拍上朝戏一般。

      或许人在难中不免失态，所谓“万岁”正是“群情激动”所致，一个人脑袋一热或早有策划，喊起来，其他的人也就跟着喊起来。毕竟是N朝古地，按照河南大会的风格，“万岁托儿”也会有的，只是他们领错了地方。

      与会者足够忠诚，要与双汇同生死、共患难，很好。但双汇人未免将这次危机看得轻易了。瘦肉精是毒，双汇是给人服毒的企业，这样的印象远非一次万人会，一两声“万岁”就可以翻页。而且在这样的“万岁”之下谁知道是否还会有新毒出来？所以双汇的治愈也要像对服毒者的办法，洗胃换血，旷日恢复。

      双汇承认，自己的日常监管只能达到1/10的水平，这是一个知名食品企业，一个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质量管理卓越企业”、“国家质量免检产品”、“国家安全食品”比较另类的地方。它意味着9/10的机会都要凭着消费者的运气，生产商的天良。这样的企业能存在至今，它的运气也同样好得出奇了。

原文链接：http://www.blogchina.com/201104031115000.html

：双汇养猪与三鹿请安

文章只代表原作者观点，阳光财富博客（一路向前-努力赚钱's Blog）转载此文只为分享更多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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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故事：四个男人站在街角。一个美国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还有一个以色列人。 一名记者走到他们面前说：“打扰一下，请问你们对肉类短缺有什么看法?” 美国人问：“什么是短缺?” 俄罗斯人问：“什么是肉类?” 中国人问：“什么是看法?” 以色列人问：“什么是打扰一下?”
这个充满寓意的场景中，以色列人的疑问极为典型地折射出以色列人无视礼节、无惧权威、不加掩饰、挑战传统的群体特征。人们常常疑惑：这个笼罩在战争阴云中，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极度稀缺的国度，为什么竟能成为一个拥有无数创新型企业的活力之国?如果说上面的故事充分展露了以色列国民创新思维的来源，你也许很难想象，这种漠视权威、“扁平式领导”的风格竟是从该国的军队文化和兵役制度培育而来。

　　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做决策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突然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几个小时之内，埃及军队就突破了以色列苏伊士运河沿岸的防线。以色列只有一个旅的位置与前线临近。这个旅由陆军上校阿姆农.雷瑟夫(Amnon Reshef)率领，仅配备了56辆坦克，却负责保卫长度为200公里的前线的安全。

　　在反击的过程中，雷瑟夫发现自己的坦克接连受到攻击，可是并未看到敌方军队的坦克或者反坦克炮。究竟是什么武器在攻击他们呢?随着战争的白热化，他们发现了埃及军队的秘密武器：来自俄罗斯的赛格反坦克导弹。

　　雷瑟夫(Amnon Reshef)及下属们面对这种摧毁力惊人的新式武器进行了探讨，他们迅速发现了赛格的缺陷：飞行速度较慢，而且能否击中目标依赖于射手盯着目标的那只眼睛。于是他们研究出一种新办法：只要任何一辆坦克发现红线，所有坦克都开始四处移动，对着那个看不见的射手的方向进行射击。坦克移动扬起的尘土模糊了敌方射手的视线，同时以方军队回射的火力也使得射手不得不转移目光。

　　事实证明，这种新方法非常奏效。这既不是在军事学院的演练中长年积累的教条，也没出现在突发事件的指导手册中，而只是战士们在前线的随机应变。而这种战术创新在以色列军队中比比皆是。

　　对于以色列任何一名战士来说，他们都会担当起发明、采纳以及传播新战术之类的任务。他们永远不会带着疑问去寻求上司的帮助，也不会觉得自己没权力决定执行方案。曾经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担任过联络员的历史学家迈克尔.奥伦(Michael Oren)指出：“以色列军队里的副官很可能是全世界所有军队里指挥决策权范围最大的军官。”的确，以色列士兵的区别不在于军衔等级，而在于其所擅长的领域。正如勒特韦克所说：“发布命令和服从本身只是意味着某人有一项工作要做，而且做好很重要。等级的影响很小，人们也很少受到来自等级的束缚和困扰。”

　　一般说来，当人们想到军队文化时，总是会和严格的等级、对上级绝对的服从联系在一起。但是，以色列国防军不在这种军队之列。《五角大楼与战争的艺术》(The Pentagon and the Art of War)的作者军事历史学家和战略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曾经对各国军队人员结构进行调查，发现以色列军队金字塔最上面一层非常窄。勒特韦克指出，以色列空军的最高长官是一个两星级上将，这个级别要比其他西方国家军队同等位置的军官的级别要低得多。该国军队中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陆军上校，而副官或者助理人员的数量却很多。美国军队中高级军官占整个作战部队的比例为1/5，而这个比例在以色列国防军中仅为1/9。“这是精心设计的结构，它意味着更少的人发号施令，同时也意味着底层士兵有更多的主动权。”

　　开放式的善辩文明

　　吉拉德.法希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少校，他告诉我们：“这里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些连队指挥官。这群孩子年龄大都在23岁左右，但是每个人手下都有100个士兵、20个军官和小队长、3辆车、120支步枪、机关枪，以及炸弹、手榴弹、地雷等一系列资源，责任非常重大!”法希通过一个例子向我们诠释了这些23岁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挑战。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执行的一次任务中，一个连队有一名受伤的战士被恐怖分子围困在一栋房子里。此时，连队指挥官只有三样东西可供调配使用：一只攻击犬，他的战士，还有一台推土机。如果这名连队指挥官放出攻击犬，那么它有可能会去攻击受伤的战士而不是恐怖分子;如果他让推土机去破坏房子，那也很有可能会伤到这名受伤的战士;如果他派兵闯入房子，则要面临造成更大伤亡的风险。更复杂的是，这间房子的隔壁就是一所巴勒斯坦学校，孩子们正在里面上课。在学校的房顶上，记者们正在记录整个场面，同时恐怖分子也正在朝着以色列军队和记者的方向进行射击。

“这个时候，这名连队指挥官所面临的麻烦数都数不清，而且不可能指望能从书本中找到解决的办法。面对这种复杂的状况，他必须想出办法来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而他才23岁。”

　　在以色列军队放权力度之大让人惊讶，甚至连以色列的领导人有时也会为此大吃一惊。1974年，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第一届任期期间，以色列国防军的情报部门8200(相当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名年轻女战士被恐怖分子绑架了。其最高长官阿哈伦.法卡什(Aharon Farkash)回忆起当时拉宾的疑虑：“拉宾让我们提供一份详单，逐条列出这位女军士所知道的所有事项。看到那份清单后，拉宾准备立即展开一次调查：一个普通的军士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对于以色列的安全至关重要的机密信息?”法卡什对拉宾解释：“在8200，所有战士都必须知道这些事情，如果我们隐瞒这些信息，就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完成工作。事实上，人为地对信息加以限制，去建造另一种体制，对我们来说不现实。”

　　法卡什现在经营一家公司，为企业和居民设施提供创新的安全系统。他诙谐地说，以色列缺少四个“总”——总领土、总人力、总时间、总预算。“如果缺少总人力的话，就什么事也干不了。”

　　人力资源的匮乏也是以色列另外一个现象——以预备役部队作为国家安全防卫中坚力量的原因所在。时至今日，以色列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这种制度的国家。从一开始，以色列人就明白，面对数量远远超出自己的敌人，常备军是无法应对如此大规模的袭击的。于是独立战争之后不久，以色列的领导人就决定构建一种独特的军队结构——预备役军人不仅单独编制，而且全员都是预备军人，指挥官也由预备军人来担当。在其他国家，预备役部队一般是由常备军军官来指挥， 而且在正式投入战争之前，至少也会有几周或者几个月的新兵训练。而在以色列，他们所依靠的力量是刚刚招募来两天甚至一天就投入战争的战士。以色列的预备役制度不仅仅是这个国家创新的一个例证，同时，它还是国家创新的催化剂。当一个出租车司机能指挥百万富翁、23岁的年轻人能训练超过百人的团队时，等级制度自然就消失了。

　　不仅部队如此，以色列整个社会和历史亦是如此。“我们的宗教本身就是一本开放的书。”漠视等级的精神不仅影响了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也塑造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正如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所说，犹太教和以色列人始终处于“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中，一种诠释、反诠释、重新诠释、反对性诠释的开放式自由交锋中。从犹太文明开始存在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一种善辩的文明”。

　　不难想象，如果一个士兵不用因为告诉他的卡官“你是错的”而忐忑不安，那他自然也就不会顾忌地位的问题。这种“肆无忌惮”，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施瓦特.沙克德敢在贝宝总裁面前高谈通过辨别网络上“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就能高效率解决在线支付存在的欺诈、信用卡诈骗以及电子身份被盗而毫不紧张;为什么英特尔的以色列工程师们敢执著地煽动公司管理层改变最基本的原则，放弃最核心的产品，选择更有行业价值的产品;为什么以色列企业家会形成一种自信与傲慢，挑剔、独立思考与不服从，雄心勃勃、远见卓识与莽撞自大兼具的独特精神气质。

(本文内容编选自《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的经济奇迹》【美】丹.赛诺、 【以】索尔.辛格著，中信出版社 2010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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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的经济奇迹》内容导读:
　　本书回答了一个价值数亿美元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让以色列?—一个仅有710万人口、笼罩着战争阴影、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产生了如此多的新兴公司，甚至比加拿大、日本、中国、印度、英国等大国都多？ 外交政策专家丹·塞诺和索尔·辛格深入考察了以色列社会环境，揭开了以色列经济奇迹背后的秘密。透过以色列最杰出的投资人士、创意人士和外交政策拟定者，作者为读者逐一揭示了以色列如何将外部不利的环境加以转化，结合自身特有的“无惧权威、扁平式领导”的民族风格及政府政策，打造出一个拥有高度创意与企业家精神的社会。 本书深入分析了移民政策、研发计划、预备役制度等几个重要层面。这些因素正是以色列今日经济奇迹背后的原因。随着世界各国的经济逐渐复苏，各大企业都尝试重新注入活力，我们可以从以色列这个富有韧性的小国获得许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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